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路在何方?

  2021 年 4 月 15 日-21 日是第27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围绕「健康中国健康家——关爱生命科学防癌」主题,高博医疗集团多位血液肿瘤领域权威专家携手海上名医、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良医汇、患者指南、淋巴瘤之家等合作伙伴推出「健康中国·博医同行」血液肿瘤科普系列直播和线上义诊活动。   义诊活动旨在向大众普及防癌控癌知识点,提升大众对癌症重视度,倡导营造良好的癌症防治家庭氛围,降低癌症带来的家庭负担和社会危害。   4 月 14 日,「健康中国·博医同行」血液肿瘤科普系列直播和线上义诊活动进行到了第三期,当天直播共吸引到 31.1 万+人次在线观看。高博医疗集团南方春富(儿童)血液病研究院李春富教授、彭智勇医生、刘华颖医生就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的诊治策略及婴儿白血病的治疗展开分享。   彭智勇医生详细讲解了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诊治策略并在线解答网友们的提问。   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恶性增殖性疾病,是严重威胁小儿生命和健康的疾病之一。儿童白血病是我国儿童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白血病分为急性白血病和慢性白血病两大类。其中,急性白血病分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儿童 AML 发病率占儿童急性白血病的 15%~20%。其中,年龄<1 岁的婴儿发病率最高, 10 岁以后发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儿童 AML 患者中,复发性 AML 高达 30%。 儿童 AML 分型诊断   为了给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预后判断提供的帮助,首先对 AML 进行分型。目前临床并行使用法美英(FAB)分型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分型。FAB 分型是基于细胞形态学(M0~M7),是最基本的诊断学依据。   WHO 分型是整合了细胞形态学(Morphology)、免疫学(Immunology)、细胞遗传学(Cytogenetics)和分子遗传学(Molecular)的新分型系统,简称 MICM 分型。   此外,2016 年 WHO 对 AML 分型更多强调了分子基因异常的重要性,其与治疗、预后息息相关。通过分子基因异常,不仅可以靶向药物治疗,还可以对危险度进行分级,把白血病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根据不同危险度分级采取不同的干预治疗,为了患者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治疗。 儿童复发、难治性 AML 诊断标准 复发性AML   完全缓解后(CR)后,外周血再次出现白血病原始细胞或骨髓中原始细胞超过 阅读更多…

又一抗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创新药获批国内上市

  人民网北京6月4日电 (记者赵永新 吕骞)癌症患者再添福音:我国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百悦泽(通用名:泽布替尼胶囊),日前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两种复发难治性淋巴瘤。   去年11月,该药以“突破性疗法”的身份,获得美国药监局“优先审评”上市,成为第一个在美获批上市的中国本土自主研发抗癌新药,改写了中国抗癌药“只进不出”的历史。   由抗癌药研发公司百济神州自主开发的百悦泽,是以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BTK)为靶点的新型强效抑制剂。此前,强生公司推出了以BTK为靶点的的第一代BTK抑制剂“伊布替尼”(2013年在美上市),适应症包括复发难治的套细胞淋巴瘤(MC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和华氏巨球蛋白血症等,2018年销售额约为62亿美元。   据百济神州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欧雷强介绍,此次百悦泽获批的两个适应症,分别是复发难治的套细胞淋巴瘤(MCL)和复发难治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在老年人中高发、进展相对缓慢的淋巴瘤,因此治疗方案是否安全、耐受,是我们的重要考量。百悦泽的获批将为中国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提供一项重要的治疗方案,其总缓解率超过60%,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据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浦口慢淋中心主任、医学博士李建勇教授介绍,对CLL患者和SLL患者开展的临床实验结果显示,百悦泽的总缓解率(ORR)为62.6%,包括3.3%的完全缓解(CR)及59.3%的部分缓解(PR),另外有22%的患者获得伴有淋巴细胞增多的部分缓解(PR-L)。   百悦泽获批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是基于一项在中国86名患者中开展的单臂、关键性2期临床试验的结果。临床结果显示,百悦泽治疗后的总缓解率为83.7%,其中完全缓解率达68.6%,部分缓解率达15.1%。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主任、大内科主任朱军教授表示:百悦泽在治疗包括套细胞淋巴瘤在内的多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方面有着良好的前景,它在临床试验中展现出了强有力的效果,其中完全缓解率达到68.6%。“我们为百悦泽给患者带来的临床效果感到乐观和振奋。”   百悦泽的推荐用药剂量为每次160 mg,口服,每日两次,在饭前或饭后服用均可。药物剂量可根据不良反应进行适当调整,以及在严重肝损害患者中以及特定药物反应中减少剂量。   百悦泽是继替雷利珠单抗(商品名“百泽安”)之后,百济神州在中国获批的第二款自主研发药物。百济神州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吴晓滨博士表示:“百悦泽的成功获批,离不开参与我们临床试验的海内外众多医生和患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大力支持。目前百悦泽已从9项全球3期或有望实现注册的临床研究中积累了大量数据,其中包括一项最近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发布的头对头临床试验数据。这些数据说明,百悦泽具备成为一款同类最佳BTK抑制剂的潜力。”   据介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和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属于起源于B淋巴细胞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血液肿瘤。本质上来说,CLL和SLL属于同一种疾病,区别仅在于肿瘤最初发生的位置。当大多数肿瘤细胞分布在外周血和骨髓中时,称为CLL,即便淋巴结和脾脏中也经常被发现有肿瘤细胞分布。当大部分肿瘤细胞分布于淋巴结时,肿瘤被定义为SLL。在中国,根据流行病学统计,在每年新发约88200淋巴瘤患者中,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约占所有淋巴瘤的91%,其中约66%为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CLL或SLL约占所有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6.4%,即每年新发患者约3390例。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源:sn.people.com.cn

研究显示,新型实验性药剂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具有高度活性

  一项II期临床试验的中期分析表明,一种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的新型实验性药剂在首次接受治疗的患者和复发并对其他疗法有抵抗力的患者中都具有高度的活性和良好的耐受性。   这种名为PCI-32765的药剂是第一种设计用于靶向布鲁顿酪氨酸激酶的药物,其功能对CLL细胞的生存和增殖至关重要。   研究负责人、俄亥俄州立大学综合癌症中心-Arthur G. James癌症医院和Richard J. Solove研究所(OSUCCC – James)血液科主任John C. Byrd博士于6月5日在芝加哥举行的2011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上介绍了这一发现。   该分析涉及未治疗患者组的前21例和复发/难治患者组的前27人。每组有一名患者完全缓解,以前未治疗组的13名患者(62%)和复发组的12名患者(44%)有部分缓解。   ”伯德说:”我们对这些早期发现感到兴奋,因为它们表明PCI-32765是一种高活性的口服治疗方法,在复发和难治性CLL中产生高比率的持久缓解–缓解持续数月–且毒性可接受。   完全缓解意味着在身体的任何地方都检测不到CLL;部分缓解意味着个人的疾病体积持续减少50%或更多。   ”研究员、OSUCCC – James的医学助理教授Amy Johnson博士说:”看到一种在实验室中被证明具有活性的药物转化为CLL患者的临床益处,这令人激动。约翰逊与伯德共同领导了俄亥俄州的CLL临床前工作,现在负责协调这项临床试验的几个相关研究。   伯德强调,患者显示出治疗的几个好处,如更高的血小板计数和血红蛋白水平,而且许多人报告说,他们总体感觉明显好转,疲劳减少,这些因素很难衡量和报告为一个数字。   ”他指出:”这些反应持续了好几个月,部分原因是病人愿意继续用药,因为副作用非常容易忍受。   正在进行的II期临床试验涉及78名以前未经治疗或复发和难治的CLL或小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都是65岁或以上的人;复发组的人都有过两次或更多的早期治疗,然后是疾病复发。   ”伯德说:”这些都是早期发现,所以部分缓解的病人可以通过进一步观察改善为完全缓解。”通常情况下,高度抗药性和难治性CLL患者在这个时候已经取得进展并可能死亡,但85%的患者仍在使用PCI-32765,并继续改善。”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源:medicalxpress.com

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免疫治疗之路”已走了多远?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不成熟的造血细胞在骨髓内聚集、不断扩增并抑制造血的一类疾病,其核心治疗方案近30年基本保持不变,但疾病的预后及生存率仍不理想。然而,目前针对机体免疫机制的研究使得免疫治疗得到不断完善,因此免疫治疗可能成为今后治疗AML的有效方案,为该病的预后及生存率提供了新的武器。本文将对目前AML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及相关分子学机制进行综述。 常规治疗方案   30多年前,“3+7”方案可使约60%的AML患者缓解,也因此成为治疗儿童和成人急性白血病的标准诱导治疗方案。上世纪90年代临床专家即开始关注缓解后治疗方案及其获益,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包括高剂量阿糖胞苷化疗或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虽然儿童急性白血病的缓解率和总生存率现在分别大于90%和60%,但现有的治疗方案仍然基于蒽环类药物、核苷类似物及密集的缓解后治疗。为了提高AML患者的预后,临床也采用包括米托蒽醌与去甲氧柔红霉素的替代治疗、阿糖胞苷强化治疗等方案。然而大多数临床研究显示各治疗组的结局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尽管有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但个体化治疗、支持性护理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将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干细胞移植治疗白血病的疗效表明,抗肿瘤免疫可有效消除和防止白血病复发。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与化疗相比,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复发率明显降低。然而,由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具有很高的死亡率,因此在缓解期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适应证仍有争议。目前的情况显示,美国推荐的可适用HSCT的人群大于欧洲。   近年来,随着支持治疗的改进和更全面的HLA和NK分型有助于降低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副作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已成为目前重要的化疗方案之一。例如,FLT3基因(FLT3ITD)可引发约15%的儿童和30%的成人AML,且与不良结局相关,FLT3-ITD/野生型FLT3比例较高的个体表现更为显著。索拉非尼(sorafenib)、舒尼替尼和其他FLT3抑制剂可有效抑制FLT3突变,但长期使用这些药物则会出现耐药现象,这主要与D835或F691激酶区点突变引起有关。Crenolanib,新型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于索拉非尼(Sorafenib)耐药的AML小鼠模型有较好的治疗作用,提示该剂可以延长临床受益。虽然TKIs提供了不同的白血病治疗方案,但仍处于发展阶段,临床需要更多的治疗策略。 单克隆抗体治疗方案   目前可用于治疗AML的潜在抗原包括CD33、CD123和CD47,其中CD33是研究人员集中关注的热点。2000年吉妥单抗奥左米星被用于治疗复发性AML。多项在成人及儿童新诊断白血病患者的临床随机试验提示儿童GO与常规化疗联合治疗可降低复发的风险,提高无事件生存率,并可能提高总生存期。Meta分析表明,复发风险低的患者是GO的最佳适应人群,中度复发风险人群获益较少,而高风险人群则无法通过GO治疗获益。   由于毒副作用和耐药性相关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已开发出一种新型的抗CD33抗体(SGN-CD33A)结合卡奇霉素。SGN-CD33A诱导治疗AML小鼠的疗效优于GO,目前正在进行Ⅰ期临床试验。为了提高CD33靶向治疗疗效,目前的方法是直接衔接的双特异性T细胞CD33/CD3(BiTE)抗体,如AMG330。其机制是将肿瘤抗原与T细胞受体(TCR)桥接,从而直接发挥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动物研究表明,AMG330能够招募T细胞,从而有效发挥CD33依赖的细胞毒作用。类似于BiTE,NK细胞的双特异性杀伤抗体可靶向CD16。CD16xCD33特异性抗体及CD16xCD33xCD123抗体已经证明可诱导NK细胞发挥细胞毒作用,消除表达CD33的急性白血病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治疗方案   自然杀伤(NK)细胞可以在未暴露过的情况下靶向杀灭白血病细胞。2002年首次有研究证实,杀伤抑制受体(KIR)与供体不匹配的NK细胞可通过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AML,后来该结论被更多研究证实。随后,有研究人员发现,在AML患者体内输注NK细胞可减少免疫耐受并不会出现移植物抗宿主疾病。虽然这些结果提示结合NK细胞治疗可安全、有效降低AML复发风险,但仍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此外,增强NK细胞活性可能是今后最佳的白血病治疗方案。   目前用来提NK细胞数量和活性的方案,包括扩增活化的NK细胞、RXR激动剂或γ谱系特异性抗体,如抗CD33。增强NK细胞杀伤活性的另一种方法是抗体阻断抑制性KIR,其可阻断KIRs,这种方法最近被证明在AML患者体内是安全的。调节性T细胞(Treg)减少可能会抑制供体NK细胞的增殖,也抑制可以应用的NK细胞治疗方案。最近的一项临床试验表明,用IL-2联合白喉毒素融合蛋白抑制宿主调节性T细胞可增加NK细胞的增殖并用来治疗成人复发性AML。 T细胞治疗进展   髓系细胞在免疫系统中的角色之一是其可能限制免疫系统识别白血病细胞。然而,机体并不存在完成的抗AML系统,特异性T细胞无法检测抗蛋白酶3、白细胞特异抗原(WT1)等。此外,一些数据表明,T细胞应答的程度与疗效呈正相关。这样的研究结果的解读需谨慎,该结果可能仅反映了肿瘤的免疫原性的差异与不同的生物或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反应特异性T细胞反应在AML的进展。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异基因淋巴细胞大量扩增,从而增加了T细胞的免疫源性,以此有效治疗白血病并防治复发。但目前仍不清楚AML是如何在免疫系统的重塑下发生的,其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通过体外将白血病相关抗原转移至白血病特异型T细胞内可有效提高T细胞的肿瘤杀伤作用。T细胞免疫治疗的另一种方法是体外扩增肿瘤特异性T细胞,并转移到患者体内。激活抗原特异性T细胞输注不需要原位免疫刺激。为确保大量所需的特异性T细胞,可以通过修改这类细胞的基因以此促进TCR的增殖。扩增肿瘤特异性T细胞的研究已经在黑色素瘤和其他恶性肿瘤中得到证据。但与AML有关的研究数据还不完善。研究的前景依然具有吸引力,特别是考虑到存在白血病细胞的骨髓和其他造血器官在TCR增殖时可以带来的临床获益。   由于胸腺发育的限制,自体AML特异性TCR可能无法精准的杀伤白血病细胞。然而,TCR可以通过修改及重塑增强肿瘤免疫应答。免疫敏感性低的异种异体移植TCR可通过HLA转基因小鼠或其他品种的小鼠进行免疫处理从而得到亲和力更高的TCR的异种抗原免疫或其他物种形成可能允许高亲和力的TCR的生产。另外,研究人员采用结构分析和分子动力学鉴定氨基酸热点的存在,发现突变明显且稳定性高的TCRCDR3环可增加TCR结合自由能和亲和力。也有研究者通过体外进化技术产生高亲和力的TCR,重塑TCR的过程也必须谨慎,因为TCR基因突变也会产生新的性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事实上,TCR-MHC复合物多数是针对MHC而非其特异性抗原,一旦此类复合物表达增加可能会改变TCR识别能力,限制其与配体的结合。因此,在临床治疗前应彻底分析进行基因修饰后的受体的安全性。   TCR通常依赖CD4或CD8共受体识别抗原-MHC复合物。当亲和力增加,TCR可能将独立与共受体系统。增强TCR亲和力的治疗方案可以使CD4和CD8T细胞的识别功能增强。虽然对T细胞免疫治疗的主要执行者是CD8效应细胞,但近年来研究发现CD4T细胞也对某些肿瘤细胞具有杀伤作用,且对于CD8细胞的增殖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这2种类型的细胞共同移植对于AML的治疗是有利的。 T细胞免疫应答的限制   肿瘤细胞通过下调MHC分子表达以及降低抗原递呈进而发生免疫逃逸是T细胞治疗需要克服的难题。多数AML为程序性死亡受体(PD-L1)阳性,肿瘤细胞表达PD-L1和PD-2,与T细胞和NK细胞表达的PD-1结合后,对T细胞活化产生抑制性信号,下调SHP-2磷酸酶信号发生免疫逃逸。AML可以表达IDO,另一γ干扰素诱导基因,通过耗竭色氨酸降解副产物生成,抑制细胞免疫和促进调节性T细胞(Treg)的形成。大量的调节性T细胞可能在骨髓微环境中聚集,这些可以使AML细胞抑制CTLA-4的表达增加,增加腺苷产生及其他机制。考虑到多个抑制性信号抑制T细胞过继转移,联合免疫治疗将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PD-1阻滞剂nivolumumab治疗AML的研究也在进行。类似于靶向PD-1的抗体,负性T细胞调节因子CTLA-4的抗体可用于治疗AML。CTLA-4通过2种机制抑制T细胞活化,一是T细胞活化时CTLA-4表达增加,与其受体CD80和CD86相互作用可抑制T细胞活化。二是CTLA-4构成性表达于调节性T细胞(Tregs),在免疫抑制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Tregs以CTLA-4依赖方式下调DSs中CD80和CD86,使得DCs不能启动免疫反应。CTLA-4抗体ipilimumab被批准用于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一些临床试验显示能改善患者总生存。有报道显示Tregs数量增多与AML不良结局具有相关性。靶向CTLA-4治疗AML的早期试验正在进行。   成功的细胞疗法可使移植的T细胞具有更长的作用效果。治疗性T细胞的增殖动力、肿瘤细胞消亡及临床疗效之间的联系,可能与传统的依靠药代动力学与药效学定义的生物制剂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研究发现AML患者体内的T细胞抗原决定簇不是肿瘤特异性,任何成功的细胞免疫治疗都可能增加延长骨髓抑制的风险。研究证实细胞毒治疗可以消除相关风险,并可以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前将“自杀基因”dimerizableHSV-TK和caspase9植入细胞内。 嵌合抗原T细胞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是将能识别某种肿瘤抗原的抗体的抗原结合部与CD3-ζ链或FcεRIγ的胞内部分在体外偶联为一个嵌合蛋白,通过基因转导的方法转染患者的T细胞,使其表达CAR。   当患者自身T细胞被重新修饰后则产生大量肿瘤特异性CAR-T。CAR包含有细胞外抗原结合域、跨膜域、信号细胞内结构域。胞外结构域是典型的单链可变片段(scFv)源于肿瘤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应用抗体衍生的结构域识别抗原有3个优点: 抗体不依赖MHC递呈,即CARs为非HLA限制性,不承担与内源性TCR链错配的任何风险; 抗体结合抗原比TCARs有更高的亲和力,形成更稳定的免疫突触; 治疗更精准,由于CAR-T细胞是应用基因修饰患者自体的T细胞,利用抗原抗体结合的机制,能克服肿瘤细胞通过下调MHC分子表达以及降低抗原递呈等免疫逃逸,让肿瘤细胞无所逃遁。   CAR-T细胞的临床疗效首先在B细胞恶性肿瘤中得到证实。CD19-41bb-ζ CAR-T,是最开始进行临床应用的,随后CD19-CD28-ζ CAR由Brentjens和Sadelain用于治疗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更成熟的B细胞白血病/淋巴瘤。上述发现使得CAR-T治疗髓细胞白血病成为一种可能。除了CD19-CAR的初步成功,其他CAR-T也被临床研究证实有效。目前对于CAR治疗的不良反应报道主要为体内可能会产生抗CAR抗体、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等,如果处理不当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设计CAR识别区域是CAR治疗前的重要先决因素。目前研究人员将重点放在用CD33-CAR治疗AML。在体外和临床前实验中证实CD33-CAR-T细胞具有较好的疗效。CD33在绝大多数的白血病细胞中均有表达,且在造血干细胞中无表达。初步研究中发现1例患者可被CD33-CAR治愈。此外CD44v6、CD123等AML干细胞抗原也被发现可用于替代CD33。   有研究测试了二代CD123 CAR-T细胞,它是由1个CD123 CAR和CD28共刺激分子组成。这种CAR-T细胞在异基因小鼠体内表现出了有效的抗白血病效应,而且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利用AML患者T细胞制作成的CD123 CAR-T细胞能够重新杀伤患者自身的白血病细胞。他们还将CD123CAR-T细胞与脐血中的CD34+细胞共培养,仍然能培养出正常的细胞集落,提示CD123 CAR-T细胞对脐血中CD34+细胞并没有杀伤作用。Tettamantis等也在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CIK)细胞上加上了一代CD123 CAR,即一代CD123 CAR CIK细胞,证实了CD123 CAR-T的抗白血病效应及靶向性。然而,目前尚无CD123 CAR-T成功治疗AML患者的报道,究其原因可能如下: 最佳的CAR设计尚不清楚。例如如何选择共刺激分子及其数量、细胞膜外连接片段的长度等。 CAR-T细胞的制备技术尚不成熟。 CAR-T细胞在体内的存在时间尚无法合理控制。 不良反应。目前临床上报道的不良反应主要有B淋巴细胞“再障”、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及神经系统毒性。 无法有效克服肿瘤微环境的抑制作用。因此,治疗过程需在有丰富免疫治疗经验的医生指导下进行,以降低治疗风险。   目前研究也在更积极的开拓可与CAR联合的抗原,包括PD-L1、IDO及一些抑制因子等。AML是一种多样化的髓样癌,因此无法通过单一靶点治疗所有的临床亚型。有效的治疗应可以清除发生转化的肿瘤干细胞,同时清除由此干细胞分化而成的下一代细胞,因此所需设计的区域则更为复杂多变。 结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AML的基础治疗方案未发生重要的突破。虽然个体化治疗、替代治疗等方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不足以满足AML的治疗需要。免疫治疗,通过攻击肿瘤的抗原结构,未来可能作为现有治疗方案的补充方案。目前的研究也证实免疫治疗的疗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今后应在发挥自身优势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治疗的毒副作用,与常规治疗有效结合更好的治疗AML并预防复发。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源:www.medsci.cn

研究人员首次揭示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表观基因组

  奥维多大学的研究人员为破译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第一个表观基因组做出了贡献。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教授Carlos López-Otín及其团队的两名成员。阿斯图里亚斯公国大学肿瘤研究所(IUOPA)的研究人员Xose S. Puente和Víctor Quesada与研究人员Elías Campo和Iñaki Martín-Subero一起参与了今天发表在《自然-遗传学》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提出了癌症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这项研究整合了白血病患者的整个表观基因组和基因组测序。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产生这种疾病的细胞,并发现了参与其发展的新分子机制,从而改善了诊断。   这项研究是西班牙CLL基因组联盟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得到了欧洲BLUEPRINT联盟研究人员的合作,用于研究表观基因组。在过去的两年里,西班牙联盟–包括国际癌症基因组联盟–在《自然》和《自然遗传学》上发表了两篇杰出的作品,描述了与这种疾病有关的突变基因组图谱。   经济和竞争部负责研究、发展和创新的国务秘书卡门-维拉今天与来自奥维耶多大学的研究协调员Carlos López-Otín和来自巴塞罗那大学Clínic医院的Elías Campo,以及来自巴塞罗那大学和August Pi i Sunyer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主任Iñaki Martín-Subero一起介绍了白血病基因组项目的最新成果。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的所长Joaquín Arenas也参加了此次发布会。   负责研发和工业的国务秘书强调了 “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并表示像这样的项目 “显示了我们科学和科学家的质量”。这个领域的任何进步都是重要的,但如果是由西班牙科学家领导的,那就更令人欣慰了。西班牙正在发展高质量的研究,我们正在努力确保这种情况在未来继续下去”。   埃利亚斯-坎波表示,该联盟以前的研究集中在分析参与该疾病发展的突变基因上。”他补充说:”在这项新的研究中,我们对表观基因组有了新的看法,这使我们能够确定这种白血病的起源细胞和参与其发展的新机制。   ”我们以前的遗传学研究确定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1000多个突变基因,而这项表观基因组分析揭示了这种疾病中超过100万个表观遗传学变化。López-Otín博士说:”这一意外发现表明,细胞的表观基因组在癌症发展过程中遭受了巨大的转变。   这项研究的伟大创新之一是对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进行了平行分析。表观遗传学被定义为研究激活或灭活基因的一系列分子机制的科学。正如López-Otín所解释的,”基因组是一个信息库,而表观基因组则负责执行这些信息,以实现细胞的正常功能”。   由于巴塞罗那国家基因组学分析中心现有的新测序技术和高密度微阵列的使用,这项新研究首次对该疾病的完整表观基因组进行了解码,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现。”直到现在,大多数表观遗传学研究都集中在分析基因组的有限部分,这些部分被认为对基因表达至关重要。我们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大多数表观遗传学的改变发生在以前从未研究过的基因组区域”,该研究的主任Iñaki Martín-Subero解释说。   这项研究是在ENCODE项目的结果发表后几周出现的,该项目显示,基因组中大多数被认为是’垃圾DNA’的区域确实包含大量的基因活动调控区域。”Martín-Subero强调说:”一旦将我们的新数据与ENCODE项目结合起来,我们惊讶地发现,白血病的大多数表观遗传学改变发生在这些新的基因活动调节区域。   西班牙白血病基因组联盟的这项工作是跨学科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明显例子,它涉及表观遗传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临床病理学和血液学方面的专家。”Elías Campo评论说:”这种综合性的方法和合作是我们联盟成功的关键。   该联盟的目标是提供与该疾病相关的分子改变的详细描述,这可能导致患者受益。今天提出的研究为改善该疾病的诊断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据Martín-Subero博士说,”我们已经发现,表观遗传模式可以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分为三组,具有不同的临床过程”。”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是,每组都有一个白血病临床表观遗传记忆的细胞,它的来源是什么?预后较差的白血病类型似乎来自于未成熟的淋巴细胞,而攻击性最小的白血病则与成熟的淋巴细胞有关”,他详细说明。 该研究的主要特点:   由于国家基因组分析中心现有的下一代测序技术,这项研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确定了白血病表观基因组的特征。   该项目产生的大量数据需要新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由Martín-Subero博士的研究小组和巴塞罗那国家基因组分析中心的生物信息学小组开发。   巴塞罗那医院(Hospital Clínic of Barcelona)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研究,这使得联盟拥有数百名患者的生物样本和临床数据,用于确定这种疾病的表观基因组学研究的临床意义。   除了研究139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表观基因组外,研究人员还分析了正常血液淋巴细胞的几种亚型,这使得可以确定具有不同临床过程的白血病群体的细胞来源。   几个科学学科的专家的工作意味着新的信息,以改善对病人的诊断。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源:medicalxpress.com

浅谈急性髓系白血病治疗药物开发市场定位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是一种骨髓性造血芽细胞(而非淋巴性芽细胞)异常增殖的血液恶性肿瘤,是白血病的一种。其特点是骨髓内异常芽细胞的快速增殖而影响了正常造血细胞的产生。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成年人最常见的急性白血病,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治疗方案存在年龄差别:18~60(55)岁的患者成为年轻成人急性白血病患者,大于60(55)岁为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老年患者占比达70%。   相对于其他的癌症,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还是比较罕见的疾病:中国发病率为1.62/10万,低于美国发病率4.36-6.13/10万和日本3.25-5.85/10万。虽然可以是原发性的,也可能是继发性的,因为放射线暴露、致癌化学药物暴露造成,或曾经有其他血液疾病,如骨髓化生不良症候群(myelodysplastic syndrome)、骨髓增生性疾病(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演变而成。   患者人群中男性较女性略高。 主要症状包括: 常见的虚弱,体重减少,食欲降低,发热,夜间盗汗; 贫血,因红细胞减少,随之而来带来乏力,头晕和呼吸短暂感 ; 白细胞减少,随之感染率升高; 血小板减少,会造成鼻子,牙龈等无法止血,和过度淤伤; 骨和关节疼痛; 对于幼稚细胞数过高的患者还会出现白细胞瘀滞。 现有药物治疗方案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作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一个特殊分型,治疗与其他分型明显不同。   除M3型外AML现有主要治疗药物只有4种,   阿糖胞苷覆盖了全部患者范围,但骨髓抑制是其最主要的不良反应;去甲基化类药物主要用于化疗药不耐受的老年患者人群,尽管骨髓抑制作用相对较少,但也有不少血液学不良反应,两个去甲基化药物,阿扎胞苷能肌肉注射,略显服用优势,而最近的两个新药则是针对细分人群。 患者人群   患者人群的扩展预示着有更多的市场机会,但是联合用药的成本是巨大的,财大气粗的诺华就将midostaurin定位为与3+7标准化疗联用,用于年轻成人,新诊断有FLT3-ITD突变的AML患者。而下一代FLT3抑制剂分别由第一三共,安斯泰来和Arog开发的quizartinib, gilteritinib和crenolanib,虽然进行了不少用于FLT3+各线治疗方案试验,但是首先还是希望通过单药用于难治复发FLT3+AML患者先上市。 维持治疗   在诱导期和巩固期单药效果不佳,另一个机会希望扩大市场是维持治疗。在化疗药联合用于诱导和巩固期后,midostaurin和quizartinib单药用于新诊断FLT3+维持治疗,crenolanib单药用于难治复发FLT3+维持治疗;而安斯泰来的gilteritinib则只单药用于接受异体干细胞移植或化疗作为巩固治疗后的FL3+患者维持治疗。 与现有治疗联用   想要定位为新诊断患者的一线疗法,还是需要与标准化疗联用,而对于复发难治患者一线治疗,新的单药治疗也许就能显示比标准化疗的优势,四个FLT3抑制剂都与3+7和阿扎胞苷联用于新诊断年轻和老年FLT3+AML患者,而对于复发难治FLT3+患者,gilteritinib和quizartinib进行单药试验,crenolanib进行了单药和与标准化疗联用的试验。Celgene/Agios的enasidenib用于难治复发IDH2+AML 患者同样也与标准化疗联用于新诊断年轻和老年患者,尽管之前的试验已显示在同样人群单药优势。 仍存在为满足的临床需求 老年患者 • 完全缓解率低:60岁以下非M3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也只有60-80%在使用阿糖胞苷标准疗法作为诱导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30-40%的患者仍会复发。而老年AML患者完全缓解率只有50%,复发率高达60%,骨髓抑制毒性明显。 • 5年生存率低:老年患者5年生存率小于20%。 • 治疗难点:对于“3+7”标准治疗无法耐受,或即使有的患者耐受,但疗效大打折扣,且无法接受HSCT,65-70岁是接受HSCT的年龄界限。   从目前研发进展看,近10年内还是会有不少药物可用于老年患者,Vyxeos(阿糖胞苷+柔红霉素)脂质体可提高耐受性,还有新靶点药物FLT3抑制剂(gilteritinib) 和IDH2抑制剂 (enasidenib)。   相对于其他药物,唯一限制FLT3抑制剂和Enasidenib销量的是患者人群,而其他针对更广人群的药物基本都需要与蒽环类联用。由于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挑战3+7标准治疗的地位,所以Vyxeos凭借耐受性提高很容易扩大市场,即使原研Jazz制药并不是一个大药企。 总生存期的提高   小于60岁患者3年约总生存率30%,但对于相同的数字,只是老年患者1年生存率,5年生存率约5%。总生存期(OS)一直是FDA对于AML药物治疗临床终点的坚持,从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FDA的坚定立场:暂停辉瑞Mylotarg (gemtuzumab ozogamicin) 和拒绝大冢&杨森的Dacogen (decitabine) 用于老年AML患者。特别是对于定位一线治疗的药物,目前只有Quizartinib与3+7联用于18-75岁,FLT3+原发性AML的III期试验使用EFS作为终点指标。对于适合接受强化化疗的患者需要以标准化疗为对照,而对于不适合强化化疗的患者,对照组则不需要一致,但基本以安慰剂+阿扎胞苷等作为对照。用于一线巩固治疗后的维持治疗药物,则基本以安慰剂作为对照,此时CR或RFS可作为替代终点指标。 获得更长时间的完全应答   获得更长时间的完全应答和安全性尽管不能直接转化为总生存期的延长,但对年轻成年AML患者来说,能有机会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仍是目前最有可能治愈的方法;对老年AML患者而言,虽无法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也可以适当提高生活质量。 阅读更多…

药物组合预示着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的重大转变

  根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和其他多个机构进行的一项有500多名参与者参加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两种药物的组合使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无病,并且比目前的护理标准活得更长。   研究人员认为,该试验的结果可能会改变大多数普通血癌患者未来的治疗方式。   ”57岁的试验参与者丹-罗森鲍姆(Dan Rosenbaum)说:”在开始治疗的两周内,我的症状有了明显的改善,几乎没有副作用。”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几乎难以启齿。”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泰特-沙纳费尔特博士说:”这些结果将把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完全带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已经发现,与以前对这些病人的治疗标准相比,这种靶向治疗的组合既有效,毒性又小。似乎有可能在未来,大多数患者将能够完全放弃化疗”。   Shanafelt是Jeanie和Stewart Ritchie教授,他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研究报告将于8月1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高级作者是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白血病科主任Martin Tallman博士。   目前,适合忍受积极治疗的CLL患者通过静脉注射三种药物进行治疗,其中两种药物-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通过干扰DNA复制同时杀死健康和病变细胞,另一种药物利妥昔单抗专门针对疾病中肆虐的B细胞。但是,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可能引起重大的副作用,包括严重的血液并发症和威胁生命的感染,这对许多病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利妥昔单抗加伊布替尼   这种新的药物组合将利妥昔单抗与另一种药物伊布替尼配对,后者也专门针对B细胞。   在这项试验中,529名新诊断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被按2:1的比例随机分配到一起,接受六个疗程的伊布替尼和利妥昔单抗治疗,然后再接受伊布替尼治疗,直到他们的疾病出现进展;或者接受六个疗程的传统化疗,包括药物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和利妥昔单抗。   研究人员对在全国180多个研究点之一招募的每个参与者进行了近三年的跟踪,并记录了他们的 “无进展生存期”(或他们的疾病没有进展的时期)和总生存期的长度。   罗森鲍姆是一家全球战略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和狂热的网球运动员,他是被随机分配接受实验性治疗的参与者之一。他几乎立即注意到自己的症状有了变化。   ”他在谈到治疗前的几周时说:”我没有意识到我变得多么疲惫。”我几乎不能打一组网球,而且打完后会有好几天的疲惫感。我的淋巴结非常肿大,无法扣上衬衫领口的最上面的纽扣。但是在开始治疗的第一周内,我注意到我的脚步多了些许春天。10天后,我的淋巴腺的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善。而在六周后,我的肿瘤不再能通过体检检测出来”。   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接受实验性药物组合的参与者中,89.4%的人在大约三年后仍然没有白血病进展,而那些接受传统化疗组合的人则是72.9%。 总生存率的差异   他们还看到两组之间的总生存率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被随机分配到接受新药物组合的人中有98.8%在三年后还活着,而接受传统治疗的人则有91.5%。   尽管两组之间严重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似,但感染性并发症在接受传统治疗的组别中发生的频率更高。   ”罗森鲍姆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仔细考虑了参加临床试验的问题。”但当我得知传统疗法因继发感染而有小的但并非不重要的死亡风险时,这个决定变得更加明确。我从伊布替尼和利妥昔单抗的组合中经历了最小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是非常可控的。这是一次改变生活的经历。”   ”Shanafelt说:”这是我们在肿瘤学中不常遇到的情况之一。”新的治疗方法既更有效,又更好地容忍。这代表着这些病人的治疗方式发生了范式转变。我们现在可以把化疗降为后备计划,而不是一线行动方案。”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源:medicalxpress.com

日本是如何治肾上腺皮质癌的?

  肾上腺皮质癌(ACC)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肿瘤,约百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二[5],发病年龄有两个高峰,在儿童期为0-4岁,在成人为40岁左右,大约70%的病例患有某种形式的肾上腺皮质功能障碍。肾上腺皮质癌生长迅速,并侵袭周围器官,多数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   虽然部分肾上腺皮质癌可能误诊为肝癌,但这种疾病的治疗却与肝癌相差较大,主要的根治方法就是手术。   目前,日本肾上腺皮质癌总体的5年生存率是38-46%,在世界属于领头水平,那么,日本是如何治疗肾上腺皮质癌的呢? 手术治疗   对于肾上腺皮质癌的治疗,手术切除是理想选择。根据日本现有的数据,I,II甚至III期及以上的病例肾上腺皮质癌均可以作为手术治疗的目标。I和II期不需要切除周围的淋巴结,但III期需要采用局部淋巴结清扫术切除,局限性肾上腺皮质癌手术后会得到治疗好。   在评估患者没有出现远处转移,并且肾上腺皮质癌的扩散在完全可切除的区域内时,可以进行手术治疗。另外,肾上腺皮质肿瘤血供丰富,且瘤体软而脆,术中容易破碎,也可在术前先给予化疗,以求瘤体缩小,质地变硬,从而增加手术完整切除的几率。如果认为术后复发的可能性很高,可以由外科医生和内分泌科医生(内科)联合治疗,通过术后药物减少复发的可能性。   另外,对于复发性的患者,手术是根治方法(肾上腺皮质癌的预后极差,手术切除后5年复发率高达75%)。2016年美国内分泌外科医师协会年会上公布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肿瘤完全切除手术或有助于改善复发性肾上腺皮质癌患者的生存率,但仅在初次诊断和手术切除1年及以后复发的患者中有效。   因此,对于肾上腺皮质癌,日本将尽可能地采用手术治疗。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多为术后辅助治疗,根据临床数据,约57%的患者在术后放疗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研究证实,术后辅助照射对预防局部复发也有效果。 药物治疗   对于无法手术的肾上腺皮质癌患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控制疾病的进展。日本常采用米诺坦与抗癌药物联合治疗。抗癌药物常为依托泊苷,阿霉素和顺铂三种药物的组合(EDP)。如果肿瘤缩小至可采用手术切除,或肾上腺产生的激素症状无法通过药物治疗得到有效控制,则应考虑手术治疗。   据日本相关报告I,II,III和IV期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24.1、6.08、3.47和0.89年,仍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好的治疗方案。目前日本正在使用靶向治疗药物进行临床试验,提高肾上腺皮质癌的预后。其中Figitumumab和Cixutumumab以及小分子抑制剂linsitinib已显现出良好的效果。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罕见癌症中心,作为专门治疗罕见癌症的设施,已经达到了世界高水平的效果。另外,随着肾上腺皮质癌发病率的逐渐提升,该中心一直在研发新的治疗方法,改善患者的预后。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源:hopenoah.com

碘化对比剂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

摘要   碘化对比剂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是一种罕见的不良反应,但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然而,以前接触后的特异性反应可能是其发病机制的一部分。钆介质是这些介质的最佳替代物,尽管它的辐射性很低,而且其剂量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导致其使用受到限制。使用冠状动脉内诊断技术,如血管内超声(IVUS),可以提供信息并减少高剂量钆的固有风险。在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文献的情况下,我们指导对碘化对比剂有禁忌症的患者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最佳选择是在IVUS支持下的钆介质。 碘化对比剂   碘化对比剂通常用于放射技术,以突出解剖结构的图像。近年来,它们在有创手术(如血管导管手术)中的使用呈指数增长,导致使用非常频繁。反过来,这些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已被描述,从简单的皮肤反应到过敏性休克1。随着新的碘化造影剂的出现,这些反应的发生率有所改变,尽管在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仍然存在风险2。据估计,非离子型碘化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高浓度造影剂的严重反应比例为0.22%和0.05%。   对碘化造影剂的过敏可能立即表现出来,在使用造影剂的第一个小时内,或在使用一个小时后,后者被称为非即时性的。皮肤反应,以斑丘疹的形式出现,是最常描述的形式,其次是非即时性荨麻疹,伴有或不伴有血管性水肿3。其他症状,如呕吐、呼吸困难、喉部水肿、心律失常或心血管衰竭,也可能发生。碘化造影剂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是一种罕见的并发症,仅在少数病例中被描述过4, 5, 6,因此其发生率以及可能的风险因素尚不清楚。 碘化对比剂诱发的血小板减少症   碘化造影剂诱发的血小板减少是一种特殊的并发症,与接触其他药物(如低分子量肝素)有关的血小板减少更为常见。为了确定诊断,我们采用了乔治标准,该标准可用于任何药物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图1)。文献中发表的第一批病例是指暴露于高渗透压的碘化对比剂,如碘酸、二溴化物、二三唑钠、氨基三唑钠和麦格鲁明7。目前使用的碘化低渗透压造影剂,由于激活和血小板聚集的减少,血小板减少的可能性较小。在一项分子研究中,比较了暴露于高渗透压、低非离子渗透压(碘克沙尔)和低离子渗透压(碘克沙尔和碘帕醇)的含碘造影剂后的血小板激活和聚集情况,后者导致血小板聚集较少8。这些结果与其他对这三种类型的碘化对比剂的体外研究及其与通过P-选择素表达测量的血小板脱颗粒的关系相关,支持使用离子型低渗透压介质,不仅因为其血小板减少的风险较低,而且由于诱导较少的血小板脱颗粒,其血栓栓塞风险也较小9。离子化和非离子化造影剂的特性如图2所示。Schulze等人的研究表明,纤维蛋白原的消耗和血小板的聚集,以及由此产生的血小板减少,可以在预先用高浓度的碘化造影剂培养,然后暴露于富含血小板的血浆的全血中诱发。然而,与碘化对比剂产生的反应有关的免疫学机制并不完全清楚,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可用的诊断工具不多,诊断后仍不清楚。血小板聚集可能是继发于未知免疫学机制的血小板减少的原因。   关于造影剂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的产生机制有3种假说:以前暴露后的免疫过敏机制4,造影剂引起的直接毒性5,以及以前暴露后的特异性机制10。后者可以有更好的定位,因为大多数免疫学暴露试验是阴性的,主要是嗜碱细胞激活试验(CD4+淋巴细胞上CD69的表达)。   碘化对比剂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的治疗主要取决于患者的严重程度和症状。在严重血小板减少的情况下,需要输注血小板以避免颅内出血的风险。在已发表的病例中,没有关于输注血小板数量的确切数字,更多的是以症状的存在为决定因素。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有一个病人在达到诊断之前出现了三次血小板减少。他一直没有症状,也没有严重的出血事件,尽管在最后一次使用最高量的造影剂的手术后,他的血小板计数为零。这种并发症很严重,但可以采用保守治疗,结合避免可能激起出血的情况,可能不需要输血小板浓缩液11。尽管如此,在迄今为止描述的大多数病例中,在暂停使用碘化对比剂后的24小时内,血小板水平逐渐增加。也许,这可能表明它对骨髓没有直接的毒性,因为在一些研究中,骨髓抽吸显示有足够数量的巨核细胞,4。在一些病例中,还使用了皮质类固醇。虽然皮质类固醇的疗效尚未确定,但它们可能在加速血小板的生成方面发挥作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gG)和血浆透析的治疗有不确定的好处,因为正如我们所提到的,相关的致病机制尚不清楚。因此,除了支持措施外,最有效的治疗包括避免新的接触碘化造影剂。 媒介对比剂的替代品   在血管放射学和/或介入心脏病学领域,钆是碘化对比剂的最佳替代品12。文献中发表的第一个使用钆的病例是一个因不稳定心绞痛而接受心导管检查的患者,该患者因碘化对比剂诱发了甲亢13。然而,钆介质的不透光性限制了图像的质量,从而限制了手术的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   目前有几种钆造影剂,市场上有Multihance(钆苯酸)、Primovist(钆氧酸)、Gadovist(钆丁醇)、Dotarem(钆特酸)、Prohance(钆特醇)和Omniscan(钆二胺)。后者由于脑部沉积的高发生率,最近在西班牙被从市场上取消。最严重的限制发生在肾功能不全的病人身上,对这些病人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肌酐>3 mg/dl的病人或使用钆>0.4 mol/kg的剂量时。最严重的并发症是系统性肾脏纤维化,尽管很罕见,它包括影响皮肤和其他器官如心脏、关节、睾丸和肾脏的纤维化疾病。它在严重的肾脏疾病患者或血液透析患者中发病率较高,其出现可能在接触钆后数月甚至数年后出现14。   心导管手术中最常使用的钆是钆特罗15,我们小组在有使用造影剂禁忌症的情况下使用该药。使用它们是为了控制给药钆的量(绝不超过推荐剂量0.2 mol/kg的3倍)。 如何指导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用钆造影剂观察到的冠状动脉病变的特征极少,这就突出了使用冠状动脉内诊断技术来指导手术的必要性。可以使用的三种技术是冠状动脉内血管超声(IVUS)、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和通过压力引导的功能评估(FFR和/或iFR)。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复杂的手术中,特别是对碘化对比剂过敏的患者,效果更加突出16。然而,文献中没有明显的经验来确定这些技术与钆介质的关联,特别是在冠状动脉介入手术中,所以没有共识来确定这方面的建议。Casey等人17描述了在IVUS引导下使用钆进行 “血液透析环路移植 “的血管成形术,这是文献中唯一提到的这种组合引导血管成形术,这在冠状动脉血管造影领域是不存在的。   我们小组在那些禁忌使用碘化造影剂的病例中使用IVUS和钆造影剂。在使用IVUS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后,我们评估那些对病变的意义不甚了解的冠状动脉段,并量化血管的真实直径和病变的长度(图3)。我们评估斑块的特征,预见在复杂的解剖结构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如非常钙化或迂回的病变。IVUS的使用划定了血管成形术步骤中应遵循的策略,帮助我们正确选择材料,从而将成本降到最低。IVUS对植入后结果的评估为良好的贴合和支架扩张提供了保证,超过了简单的血管造影评估所确定的结果。所有这些用IVUS进行的操作允许在冠状动脉造影时使用较少的钆,如前所述,这与并发症的风险直接相关。 本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来源:rarediseasesjour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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